鄭新立:國家治理中的政信能力建設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

 

我要在講話主題“國家治理中的政信能力建設”后面加一個副標題——“打贏美中貿易戰與政信能力建設”。7月6日美中貿易戰正式打響,在此之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同志帶隊同美方代表談判。據披露消息,經過協商雙方不再打貿易戰,形成共識。最后美國撕毀協議,還是要打貿易戰。

 

貿易戰打響之后,對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哪些影響呢?一定要把中美貿易戰作為國家大事來進行研究,為國家提出好的建議。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美國認為對付中國是其主要任務。所謂的貿易逆差,不過是個由頭,中美貿易逆差是由中美之間各自在世界經濟體系的經濟功能定位所決定的。

 

首先,美國巨大的貿易逆差根本原因在于其國內問題,而不是國際的問題。美國的儲蓄率非常低,有些年儲蓄是負的,必須通過進口才能滿足消費的需要。

 

另外,美元作為儲蓄貨幣,67%是在美國之外流通。美元要走出國門,必須通過貿易赤字,把貨幣發出去,發出去之后還要回流到美國。通過貿易順差拿了很多美元的國家,當然希望美元保持堅挺的地位,這是一種經濟規律。別的國家想搞赤字,想搞貿易逆差,想把自己的貨幣打造成為全世界的儲蓄貨幣,沒有這個資格,只有美國有資格,所以它是一種經濟規律。特朗普拿貿易來說事,目的不在于此,目的在于取消中國的發展權,否認中國的發展權,打亂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另外,從國內來看,現在一年投入三四千億美元搞研發,占GDP的2.9%,我們申請專利連續多年超過美國,國際專利的數量跟美國的數量正在縮短。所以我們在自主創新能力上,在不斷提高。現在怎么應對,怎么能夠打贏這場貿易戰呢?這是全國人民都應該高度關心的問題,因為關系到每一個人的利益,關系到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果怎么能夠保留下來,鞏固下來,政府在這里起著核心的作用。政信能力的建設關乎我們能不能打贏這場貿易戰。現在的問題不在于國外,而在于國內。

 

2017年中國GDP的總量是13.2萬億美元,美國是19.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一二產業比美國多了3萬億美元,第三產業比美國少了6.7萬億美元。所以,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產業發展最大的增長空間在于第三產業。第三產業里像交通運輸、商務、餐飲、電子商務的規模都已經超過美國,主要是公共服務業與生產性服務業跟美國的差距比較大。比如說美國有300萬個律師、300萬會計師、300萬審計師,將近1000萬人,這是市場中介組織,在維護著市場的穩定、市場的公正。比如說美國的房地產業有一種機構,中國沒有,那就是“房產質量評價鑒定公司”,房屋買賣時,要請這個公司做質量評價,看結構上有沒有問題,是否漏雨,有無隱患,由公司進行評價,評價后簽字完之后進行交易。中國現在還沒有這個行當。

 

所以,下一步中國發展公共服務業,應該成為經濟增長的重點。這就需要通過政府的作用,包括通過PPP模式,把原來政府承擔的事,放到民間來做,讓企業來做。美國人均醫療衛生支出水平是中國的22倍;美國人均教育費用的支出是中國人均的10倍。那么下一步,我們要發展醫療事業,發展教育事業。如果光靠政府來投資,是不行的,也沒有能力,應當放手讓民間投資辦學、辦醫院,政府制定標準、進行監管,把這個做好就可以了。另外,公益性事業政府要給予優惠政策,土地少收點錢,這樣的話公共服務就搞起來了。

 

我們跟美國最大的差距差在公共服務、生產性服務業,這兩個產業發展空間在6.7萬億美元。所以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要保持國內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最大潛力就是要把公共服務業、生產型服務業發展起來,朝這個方向使勁。

 

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體現在政信能力的建設上。美國人打貿易戰,不是主要目的。最近一個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講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第一是美元全球儲備計劃;第二是軍事;第三盟友;第四貿易。可見,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目的在于維護美元的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為了維護這個地位,美國很可能去搞垮對手的金融體系,對此我們必須要高度警惕。

 

現在國內的問題是地方債比較多,實際上政府債不是很多,主要是國企、央企債高。最近一二十年國有企業發展比較快,主要是靠銀行信貸,沒有補充資本金。企業資產增加了,資本金的比例小了,所以負債率就高了。那么這個問題怎么解決呢?就要通過資產證券化的方式來解決,不要再去搞債轉股。

 

特別是近20年,政府、國企、央企形成一大批優良資產,把這些優良資產拿進來進行證券化,拿來償還本息。企業資本金提高了,運營風險下降了。同時通過市場評價體系督促國有企業加強經營。資產證券化能把老百姓的資金流動性吸收到企業的資本上,變成投資。資產證券化應當抓緊做,之后企業才能夠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所帶來的各種沖擊。

 

總之,應對中美貿易戰,需要加強政信能力建設。